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一二三期 2002/7/05

主題:《適之.行嚴.文學》-各領風騷數十年

 

  胡適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曾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冊作一篇約五萬字的文章─「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他將五十年來古文學的變化分成四個小段:

 

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

二: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

三: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

四: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

 

  胡適在文章裡頭說:

 

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著「應用」的方向變去。故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但他們都不肯從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功夫……。

 

  胡適認為章士釗的長處是「文法嚴謹,論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嚴謹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啟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和嚴復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仿嚴復」,儘管如此,章士釗依舊無法使文言在新時代裡復活、續存,原因仍在於古文的大病──讀的懂的人並不多!儘管文章是修飾的、嚴謹的、邏輯的,但是礙於文言和口語的性質衝突,它仍舊無法進入民間大眾的生活裡,所以胡適又說「大家不知不覺的造成了一種修飾的、嚴謹的、邏輯的,有時不免掉書袋的政論文學,但是這種文章,在當日沒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賣氣力;讀的人也必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的懂。」

 

  胡適(1891∼1962),眾所皆知,是白話文學的倡導人、開風氣者,在白話文已成為文學藝術的今天,談論新文學運動到底是誰先發起或是誰先發明,無疑是各說各話、各有道理,專家學者們各行其事,各據其理,有人說是胡適、有人說是陳獨秀、又有人說是吳稚暉,專家們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好像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實,這種誰比誰早使用白話文、誰比誰早創辦白話報刊、是助手還是老大等等的論爭筆戰,說穿了,不過就是缺乏歷史和文學進化的概念,我們談論一個風氣的開始,就不能忽略這個風氣或是運動的「蘊釀期間」,同理,我們談論一種文化的改變,也就不能忽略文化的「歷史期間」,沒有一種風氣或是文化是憑空創造的,文化和文化的接觸,不管是新舊還是中西,總會出現高低優劣的比較,晚清民初正好是文化的大變動時期,在時移世易的變動裡,如果剛好出現幾位眼光夠遠夠廣、叔度汪汪,能夠破除畛域的思想家,抓住了歷史的腳步,看清了時代的脈動,他就可以在這段期間發揮屬於他的「風氣」,大大的推展開創,這樣來看,爭論誰比誰早使用白話文、誰比誰早創辦白話報刊、是助手還是老大等等,是無益也是不智的,像牟力非先生在「民主中國」復刊號第五卷五號的文章「敬悼胡適先生」中說:

 

前不久,不是還有「專家」抄出書目證明胡適在某年某月還未給中國新文化播種嗎?在咱們這個社會,美國太空人格倫的成績如何,還是要經過軒轅黃帝審定才算合格,這個社會是注重「三代」和「出身成份」的……胡適播種新文化不夠最早,於是他便不值得重視,便被作為打擊的歷史資料。請聽「專家」們怎麼說:「有人瞎捧胡適是白話文的倡導者,事實上同盟會鬥士陳天華用純口語寫著名的同盟會文獻時,胡適還是童子呢!」──「專家」真有說笑話並製造笑話的天才。仿此口吻,少年們也可以製造類此的許多笑話,例如:「明人語錄使用口語時,陳天華還沒出生呢!」(引自李敖─《胡適研究.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後記)  

 

對此,唐德剛在《胡適雜憶》裡,做出了公允的結論:「正式把白話文當作一種新的文體來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終于造成一個舉國和之的運動,從而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那就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了」,唐德剛先生不人云亦云,不在誰是真正「第一個播種者」的混戰裡找對手, 他的做法與看法,是正確也是公正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有人(或是一群人)有歷史的眼光,抓住了時代的脈動,但也不代表在就能將「新發明」「新文化」發揚廣大,發揮的登峰造極,爐火純青,後無來者的地步,畢竟他們的努力 只是一個「點」而已,一個面的完成,還是要靠後繼者的持續努力和改良,胡適曾說他們這一代是「提倡有心,創造無力」,這就是最好的說明。   

 

  再來談談章行嚴,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黃中黃、青桐、秋桐,生於湖南長沙的一個小農村,曾任《蘇報》主筆,章太炎在《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光緒二十九年(一九0三年)記:「溥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三人皆年少英發,余以弟畜之。威丹著書稱「革命軍」,屬余為序,行嚴亦就《蘇報》倡言革命」,後來同年發生「蘇報案」,鄒容章炳麟被捕,但章士釗卻因友人緣故而未被牽連,後又曾與宋教仁、黃興等人組織「華興會」,辛亥革命之後又擔任《民立報》主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東京創辦《甲寅雜誌》,抗戰期間就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九四九年為國民政府與中共和平談判代表之一。後國民黨撤退台灣,章留居北京。中共建國之後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他對政治有很濃厚的興趣,白吉庵先生在「胡適與章士釗」一文中說:「從個人性情來說,在這方面他的欲望是很大的,許多人都說他是官迷。」 

 

  歷史的發展,歷史的前進,讓這兩個人從平行的兩條線牽扯了起來,事實上在胡適留學美國期間、尚未發起文學運動之時,他對章士釗的政論性文章是欣賞且佩服的,梁敬錞先生在「胡適之與章行嚴」(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六期)引述胡適於一九一五年給章士釗的信:「憶足下在民立報時,亦有此種言論,彼時即有意通問訊,適國內擾攘,卒卒未能如願,至今以為憾,今寄此文,亦以結此未了之緣耳」,章士釗加案語如下:「……胡君年少俊才,中西之學俱粹,本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可得博士,此誠記者所樂為珍重介紹也」;胡適寫「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亦曾寄與章士釗(見《胡適留學日記.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由此可見兩人神交的情誼,憑心而論,在還沒有發生「反叛」之爭以前,他們的友情是不錯的。

 

  一九一六年胡適發起文學運動,一九一七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因為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推廣提倡,讓白話文的應用在五四運動之後更加普及普遍,此時,維護文言和提倡白話的文人學者頓成為兩大陣營,壁壘分明,時時互相討論反駁,嚴復、章行嚴、林紓;胡適、陳獨秀、錢玄同。有人堅持己見,不容他人之反對,眾人皆醉我獨醒;有人變節而又遲迴,茫茫然不知所歸,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章行釗和胡適就在分別在這兩大陣營,壁壘分明,立場也分明,時時互相討論反駁,一九二三年八月,章士釗在上海《新聞報》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他攻擊胡適:

 

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為古人之言而擴充變化者也,適之日寢饋于古人之言,故其所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大抵有理致條段。今為適之之學者,乃反乎是,以為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而所謂領域,又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於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鶩,筆不暫停,以致醞成今日的「底它嗎呢吧咧」之文變…。」

 

  「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明明白白的向胡適開戰了,他要以「古文」打敗胡適「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他要證明文言仍可用、仍可存,可是他的證明方法卻是貽笑大方的,他用了很混亂的思考與很混蛋的證據來支持他的看法,果然,胡適的回應是冷漠不搭理的──「不值得一駁」!──胡適對潘大道說:「請你轉告行嚴,這個題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為行嚴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駁。」(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第二冊.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一、二兩日》)

 

  對這篇文章的看法,吳稚暉先生在「章士釗 .陳獨秀.梁啟超」一文亦說:

 

我們萬萬料不到多年崇拜的章行嚴先生,他胸中還是這麼一套,這是他近年略略收藏書畫,被官僚包圍了,雍容歡樂於故紙堆中,其實必定是束書不觀的結果。

 

  幾個月後,胡適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追憶:

 

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卻又雖落伍而不甘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這幾年來,頗能努力跟一般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磋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行嚴卻沒有向前跑的興致了……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裡,曾罵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一味於《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其實行嚴自己,卻真是夢想人人「他秋桐為上帝,以長沙為上京,一味於《甲寅雜誌》中求文章義法」……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嗎?

 

  世事就是如此捉弄人,章士釗批評胡適,胡適不願反駁,只說對方「沒有向前跑的興致」「不值得一駁」,但是一年多後(一九二五年),胡章二人在北京一宴會偶然同席,一般的情形,兩人不是裝作不認識就是「顧左右而言」(雲風翻譯:故意和旁邊朋友說話,假裝很忙的樣子),可是章胡二人畢竟有其過人之處,章士釗邀胡適一起合照,相印成之後寄給胡適,並題了一首白話詩: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什麼新文學,

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

雙雙並望,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給你,

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十四、二、五)

 

  這樣的幽默、這樣的語氣、這個的調侃,幾乎要使胡適「相信汪君說的行嚴有雅量了」!(見胡適-「老章又反叛了」)於是胡適回了一首文言詩給他:

 

「但開風氣不為師」,

龔生此言我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

願長相親不相鄙。

(十四、二、九)

 

  龔生就是指龔自珍,他在《己亥雜詩》有詩云: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看來,胡章兩人似乎因此而煥然冰釋,言歸於好了,可是五個月以後,他們終究還是因為理念不同、提倡的「風氣」不同,而不能相親反而要「相鄙」了,章士釗恢復《甲寅雜誌》的發行,並將《甲寅雜誌》改為《甲寅週刊》,週刊的徵稿宣言竟是:

 

文字須求雅馴,

白話恕不刊布。

 

  胡適再也按倷不住──「老章又反叛了」!胡適說:

 

我們正要告他:「愚擯勿讀,讀亦勿卒」這八個字代表的態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鬧意氣的態度。…我雖不奢望章君「於《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我卻希望章君至少能於《胡適文存》裡求一點白話運動可以成立的理由……。

 

  胡適的結語是:

 

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凡自誇「擯白話勿讀,讀亦勿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璧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胡適-「老章又反叛了」)

 

  事實上,章士釗的觀點,始終定位在「文言才可以表達美,白話不行」上, 他寫的白話詩,並不是真的要向胡適「投降」,他始終是「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望,各有各的心腸」的,「我寫白話歪詞送給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還是說雖然他和胡適立場不同,但對於對方學問還是佩服的,章的語意是幽默、 調侃、又帶點諷刺的,胡適說他「又反叛了」,未免太過,畢竟章士釗從未「反正」過,又何來「叛」之有?但是從胡適「老章又反叛了」來看,可以得知胡對章「評新文化運動」一文的不滿,他認為章缺乏證據,只能停留在文字攻擊的程度,章在文章裡的思考是混亂、論證是混蛋的,總之,章的論點根本不能成立, 但章卻拼命要讓它成立,於是,胡適所謂「悻悻然和我們生氣」、吳稚暉先生「必定是束書不觀」的文章就出現了。

 

胡適「老章又反叛了」發表之後,章行嚴不服氣,又有「答適之」一文回應:「…蓋作白話而欲其美,其事之難,難如登天…」,時章士釗任教育總長,公開提倡古文,上行下效,許多學校開始不取作白話文的學生,胡適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又在武昌大學公開演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胡適說道:「無論軍閥的權威如何、教育總長(雲風按:指章士釗)的勢力如何,這兩三人決不能摧殘者,也可以抱相當的樂觀」(引自白吉庵-「胡適與章士釗」),胡適演講詞於十月十日在《晨報》副刊發表,章士釗則又於《甲寅週刊》發表「評新文學運動」予以反駁,文章重彈反對白話的老調,「吾之國性群德,悉存文言,國苟不亡,理不可棄…」,可是,時不我與,文學與時代離章士釗愈來愈遠,愈來愈遠,他已不再步行前方,大家都往前走,顯的他是愈來愈退,愈來愈退,已從前鋒轉成了後衛,他已經不再引領時代,潮流似乎也和他分道揚鑣、離他和去了,郁達夫就說「孤桐(章士釗的號)若可以了解這句話,我想他那篇大文(指「評新文學運動」),可以不做…」;徐志摩也說:「我們看到了一個中國傳統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幾條大綱,幾則經義,決心在「邪說橫行」的時代裡替往古爭回一點地盤……。」

 

  至此以後,隨著北洋政府的垮台,章士釗在北洋時代的政治生命也隨之結束,就像他在時代的位置變換一樣,他不斷的想拉住往前走的人、不斷的想證明「吾行吾素,知罪惟人」,可是,他還是被那些掌握歷史的人給拋在後面了。對胡適而言,章士釗已經是老一輩的人物了,雖然他們只相差十歲,豈只老章又叛變?老章根本該退出歷史了,但是,我們看章行嚴,看他的一舉一動、看他的一言一語,章行嚴沒有叛變,他從來沒有「反叛」過,他始終是「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望,各有各的心腸」的,叛變的是歷史的潮流、時代的前進──他被「叛」了!

 

  ○結語

 

  胡適與章士釗的疙疙瘩瘩、批評反叛,其實就是一個「新」與「舊」的角力與爭執,環境的配合和個人的努力,創造了一批人成功,但是,也讓另一批人失敗,陳獨秀說的好,他說:「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的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陳獨秀-《答適之.胡適作品集8.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遠流版),可是,胡適成功了,成了「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的大人物、創造者,不止是既開風氣不為師,而是既開氣又為師。至於「同是曾開風氣人」的章士釗,他的生命始終被分割成兩面:政治的、學術的,憑心來說,政治對他而言總還是佔了大部份,他和胡適之爭,就如吳相湘在《民國百人傳》的「章士釗倡新舊調和論」一文所引述:「他努力的結果,只能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奮鬥,他的生命最後的光燄」,章士釗終究還是過去了、褪色了,時代的文學離章士釗愈來愈遠,愈來愈遠,他已不走在前端,他愈來愈後退,愈來愈後退,畢竟別人都在前進、都在向前跑,可是他,他老了、落伍了、不再進步了,他曾開氣於先,但不能再為師於後,也不再引領風騷,潮流也帶不動他了。 

 

  胡適生前很喜歡丁尼生(Tennyson)的詩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永不退怯,不屈伏」,他們,胡適、蔡元培、魯迅,和那些真正擁有五四精神的知識份子們,他們「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在時代的潮流與政治的動盪裡,他們被捕、被恐嚇、被暗殺,在文化的傲慢與偏見裡、在政治的戰爭與和平中,他們都曾「永不退怯,不屈伏」。 

 

  一九六二年,「永不退怯,不屈伏」的胡適在歡迎酒會上心臟病猝發身亡。

  一九七三年,「永不退怯,不屈伏」的章士釗病逝香港。

 

  胡適晚年遭到台灣的「學術批評」和大陸方面的「胡適批判」,有人說他不必蓋棺,就可以論定、有人說他的學術思想是是「毒」是「反動」……。滄海浮生之後,他們死去了,於是墓草久宿、於是追隨懷遠,如今,早是屍骨腐朽,墓土俱拱,在折戟沉沙欲去未去的歷史裡、在前浪淘盡後浪又生的洪流裡,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終究是有人知道的,終於還有人寫出他們的事蹟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章士釗的時代過去了,胡適的時代來了,胡適的時代過去了,李敖的時代來了,李敖的時代也將過去了,接下來,又該是誰呢?

 

撰文者:雲風〈傳統中國文學特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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