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文學介紹

中國文學是指中國地區的文學創作。中國文學以漢語和中文為主流,但亦包括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學作品。中國文學對周邊國家的文學發展也有很大影響,日本,朝鮮,越南歷史上都有大量的漢詩創作。

中國文學延續數千年。最早的雛型可追溯為政府的典章記錄。中國文學歷來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學中廣泛包含了著政治主張和理念,就像三國時代曹丕的名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 中國人普遍認為文學擁有左右國家發展的強大力量。中國歷史上不乏以道德文章而入仕的人;從政的人也寫下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國文學受天人合一觀念影響,素有「文以載道」的傳統。中國文學許多的作品均以現實生活為主題。

以體裁而論,中國文學一向以韻文(詩歌)為主流。形式包括詩,詞,賦,駢文等。中國的詩歌在唐代發展到頂峰,出現了李白,杜甫這樣的大詩人。中國詩歌內容以描畫自然景物及歌頌友情等等為主題的抒情詩為多,比如唐代張若虛的長詩《春江花月夜》。敘事詩也有名篇,如《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辭》。中國散文在先秦時期以記述歷史,宗教,思想等等為主(諸子散文)。散文文學興盛於唐朝,出現了唐宋八大家。中國早期的小說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和唐代的「傳奇」,但直到明清時期才成為主流。

在中文話語裡,「文學」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先進篇》。該節當中,孔子按才能把學生分成四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後世稱為「孔門四科十哲」。[1][2]按北宋邢昺的疏註釋為「文章博學」,意為通曉許多古今文獻及學問。按此說法,廣義來看文學可以解釋為學問又或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文化。如果按現在狹義的說法,文學可以被看成5世紀南朝宋宋文帝所定立的四學: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在此之後,正史之中專載優秀文人行事的「文學傳」也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那種文學只是代表上流階層的文學,並不包括像小說,戲曲的大眾文學又或是近代的主流文學。

1976年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拘捕後,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三中全會中通過進行改革開放的決議,這使作家們重新開始創作。許多「新時期」文學作品中均探討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國家及地區層面上權力被嚴重濫用的問題。許多作家批評在這十年中白白浪費了許多時間及心力並埋怨這樣會使中國倒退。同一時間,作家們表達出他們願意為重建國家貢獻一分力。這類文學,一般被稱為「傷痕文學」,表達擔憂黨及政治制度的觀點。出於愛國熱誠,這些作家憤世嫉俗地批評政治領導層在文革中把混亂推至極端。一些作家更把批評擴大至整個世代的領導及政治制度本身。當權者面對到一個嚴峻的問題:在鼓勵作家批判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同時,怎樣可以使這些批評不致於超出當權者能夠容忍的限度?

在這時期,許多的小說及短篇故事出版。文革前的文學雜誌重新復刊,新的文學雜誌也相繼創刊去滿足大眾的胃口。在這當中,外國作品成為雜誌的主題。語言學家被委託去翻譯新近的外國文學作品,許多時並沒有仔細考慮中國讀者的興趣。專門翻譯外國短篇小說的文學雜誌變得受歡迎,尤其是在年輕人之間。這些戲劇性的轉變使一些政府,文學及藝術界的領袖擔憂這股新思潮發展得太快。1980年,政府首次作出反應並提倡打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同樣的運動在1981年也重新發動,接著又是1983年後期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這一時期,作家仍可以自由地去寫一些非傳統式的或是觸及敏感題目的作品。文學試驗的精神在1980年代後半期繁盛起來。小說作家如王蒙、張辛欣、宗璞及劇作家如高行健均嘗試以現代的語言及描寫手法進行創作。另外一些作家共同發起「尋根運動」,這些人包括韓少功、莫言、阿城。他們尋求把文學與文化重新聯繫到中國傳統,這個關係在現代化及政治文化革新的世紀中早已被切斷。其他作家如余華、格非、蘇童嘗試較為前衛的寫作手法去大膽展示他們對任何形式的理想已經失去信心。

隨著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及市場開放改革向縱深發展,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化開始偏向商業化及逃避現實。被稱為痞子的王朔是最明顯偏向商業化的代表,雖然他的小說也不無深刻的主題。一些作家如閻連科繼續肩負著藉著文學去揭露社會問題的重任,其小說《丁莊夢》就談及愛滋病患者的慘況。

就像五四運動一樣,女性作家也活躍於當今的中國。許多女性作家,如陳然、衛慧、王安憶、虹影嘗試在激烈變動的社會去探求女性的主體性。新現實主義作家如劉恆、池莉、方方、何頓、朱文是六四事件後小說創作的另一股潮流。

中國政府轄下的新聞出版總署負責審查將要公開出售的所有中國文學作品。這個機關有權審查及禁止任何形式在中國的印刷,電子或是網際網路出版物。由於出版者須要得到這個機關的發牌許可,故此這個機關也有權力去否定人民出版的權利及勒令完全關閉不遵守這個機關指示的出版商。因此,正版書跟盜版書的比例是二比三。根據ZonaEuropa的報告,在中國有超過4000家地下印刷工廠。雖然中國政府持續取締受歡迎但認為是「精神污染」的作品,那些批評不過是把公眾的視線聚焦到書名上並刺激書籍的銷售數量。許多新世代的中國作家都受到中國政府的密切注視,遂紛紛把作品重新出版成英文版,並在西方的書籍市場上有不錯的成績,如周衛慧的《上海寶貝》,閔安琪的具爭議性的回憶錄《Red Azalea》,《時代雜誌》禁書封面女郎春樹(Chun Sue)的《北京娃娃》(Beijing Doll)及棉棉的《糖》。網絡暢銷書《鬼吹燈》也要在刊行前重寫,並刪掉有關超自然的部分。

自由主義的1980年代過後,1990年代可以看到文學濃厚的商業化味道。根據德國漢學家吳漠汀的研究,這些潮流分別是崇拜文學(cult literature),如郭敬明的《悲傷逆流成河》;流浪文學(vagabond literature),如徐則臣的《跑步穿過中關村》;北京雙快(Peking double quick),如劉震雲的《我叫劉躍進》;地下文學(underground literature),如棉棉的《聲名狼籍》;「渴望某事」文學(’longing for something’ literature),如於丹的《論語心得》、易中天及阿來的西藏文學;特大城市文學(literature of the mega cities),如畢淑敏的女性文學,《女兒拳》,《女心理師》;宏大敘事文學(master narratives),如莫言的《生死疲勞》。

但是,21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展示對1980及90年代商業化問題的克服。比如韓寒《他的國》,他的批判社會的超現實主義手法衝擊著避免批評的文學主流,但卻榮獲2009年中文暢銷書第一名。在新的千禧年,中國的網絡文學比美國甚至全世界其他地方更活躍,近乎所有書都可以在網上找到,小說有幾百萬的讀者,平均每本售價也是人民幣2元,是印刷書平均售價的十分之一。網上文學的受歡迎作家有韓寒及郭敬明。

中文文學也盛行於東南亞和歐美等地的海外華人圈。中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書籍、雜誌及報紙的出版商。根據新聞出版總署資料顯示,單單書籍出版上,在2005年就已經有128800的新書名。在全國也有超過600本文學雜誌。在法國居住及寫作並堅持先以中文進行創作的高行健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2012年,莫言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此外,一些科幻小說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劉慈欣的《三體》、郝景芳的《北京摺疊》等作品迅速暢銷並榮獲雨果獎。但在獲得成就的同時,也導致了吹捧過度的現象,並招來了批評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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